一、问题提出
网络欺凌指个友从而破坏其社交关系或者不允许他人进入在线社交团体等形式的霸凌行为。目前青少年遭受网络欺凌的现象日益普遍。研究者认为，一些网络欺凌的实施者是传统受欺凌的受害者。传统受欺凌行为是指个体来自同伴的身体、言语和关系相关的攻击经历。然而关于传统受欺凌行为对网络欺凌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针对这一不足，本研究拟探讨传统受欺凌行为对网络欺凌的中介和调节的作用机制。
（一）传统受欺凌、愤怒和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
一般攻击模型理论认为，情景因素（如欺凌环境、遭受攻击的线索等）和个体因素（如愤怒情绪、焦虑情绪、攻击性特质等）与攻击行为有关。受欺凌意味着个体在环境中遭受攻击，而网络欺凌本质上是个体按照激活的攻击图式指示下，做出攻击行为的结果。受欺凌者极有可能在网络上实施欺凌。研究者发现，某些网络欺凌行为的实施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传统欺凌的受害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对欺凌者进行报复，只能采用较为隐蔽的网络欺凌作为补偿和发泄。此外，一般攻击模型理论还特别强调了愤怒诱发欺凌行为的主导作用，愤怒会增强个体的敌意认知程度，产生偏差性解释，激活欺凌图式。已有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愤怒与欺凌行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个体遭受欺凌往往容易产生愤怒情绪。Agnew（1992）提出的一般压力理论认为，压力的来源之一是负性刺激的出现（如欺凌和情感虐待等）。如果个体遭受负性刺激，就会产生消极情绪（如愤怒或焦虑等）。因此，传统受欺凌的个体很有可能产生愤怒情绪。综上，中学生传统受欺凌可能与网络欺凌存在显著相关，并间接地通过愤怒对中学生网络欺凌产生作用
（二）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虽然愤怒在中学生网络欺凌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中学生都会受到愤怒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愤怒与欺凌并无显著相关。例如，对家庭经常感到生气或者在课堂上频繁地表达强烈愤怒的孩子，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可能成为欺凌者。因此，为进一步理清愤怒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机制，研究愤怒与网络欺凌之间的调节变量很重要。反刍思维是一种反复关注自身消极情绪和消极事件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会致使青少年做出攻击行为、偏差行为等负性行为。当经历相同程度的情绪困扰时，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中学生反复关注和思考欺凌，更可能做出网络欺凌行为进行补偿和发泄。反刍思维水平较低的中学生可能会采取其他调节策略，而不是网络欺凌。因此，反刍思维可能在愤怒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影响过程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反刍思维较高（vs.低）的个体，愤怒与网络欺凌的关系可能更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和东莞市普通公办中学的776名学生参加了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723份。其中男生360人，女生333人。被试年龄介于13～17岁，平均年龄为15.83岁（SD=1.29）。
（二）研究工具
1.传统受欺凌问卷
采用Chang等人（2013）编制的传统受欺凌问卷，共5题，采用1～7级评分，1=从来没有，2=一年前有，3=一年内几次，4=每月几次，5=每周一次，6=每周几次，7=每天至少一次。得分越高表示传统受欺凌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7。
2.网络欺凌问卷
采用Hinduja和Patchin（2013）编制的网络欺凌问卷[9]，共9题，测量过去30天可能实施的9种不同的网络欺凌行为。该量表采用1～5级评分，1=从不，2=一次，3=有时，4=经常，5=每天。得分越高表示在网络欺凌他人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5。
3.愤怒问卷
采用陶海燕（2009）修订的愤怒量表[10]，共10题，该量表采用1～4级评分，1=几乎从不，2=有时，3=经常，4=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示愤怒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4.反刍思维问卷
本研究采用杨娟等人（2009）翻译并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11]。本研究选取症状反刍与强迫思考这两个维度，共16题，采用1～4级评分，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发生。得分越高表示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本问卷选用症状反刍和强迫思考这两个维度的问题。本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三）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在征得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均采用匿名的自我报告形式，每班由一名心理学专业学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指导语一致且强调作答真实性以及个人信息保密性，所有被试均在调查结束后得到一份精美礼物。使用SPSS19.0软件和Mplus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传统受欺凌、网络欺凌、愤怒、反刍思维相互之间显著的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注：*p<.05，**p<.01，***p<.001。?
（二）传统受欺凌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验证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将中介变量（愤怒）和调节变量（反刍思维）同时放进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指数良好，X2（1）=1.06，p=0.30，CFI=1.00，TLI=1.00，RMSEA=0.01[0.00,0.10]，SRMR=0.01。
结果表明，传统受欺凌与愤怒（β=0.25，p<0.001）、网络欺凌（β=0.22，p<0.001）分别存在显著正相关；愤怒与网络欺凌也存在显著正相关（β=0.16，p<0.001）。愤怒在传统受欺凌和网络欺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β=0.04，p<0.001），传统受欺凌对网络欺凌的直接作用显著（β=0.21，p<0.001），这表明愤怒在传统受欺凌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反刍思维与愤怒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显著（β=0.25，p<0.001）。
为进一步分析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将反刍思维分为高分组（M+1SD）和低分组（M-1SD）两个组，进一步揭示反刍思维在愤怒与中学生网络欺凌之间的简单斜率检验图（见图3）。在高反刍思维条件下，愤怒与网络欺凌存在显著正相关（β=0.33，p<0.001），从传统受欺凌到愤怒再到网络欺凌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8，p<0.001）；在低反刍思维条件下，愤怒与网络欺凌无显著相关（β=0.002，p=0.96），从传统受欺凌到愤怒再到网络欺凌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01，p=0.96）。
四、讨论
（一）传统受欺凌、愤怒和网络欺凌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传统受欺凌与网络欺凌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研究通过确定愤怒这一中介，清晰地阐述了传统受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机制。个体遭受欺凌往往容易产生愤怒这类消极情绪，随后愤怒诱发欺凌行为的产生，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网络欺凌，不仅可以通过减少现实中受欺凌现象，也可以通过降低中学生的愤怒水平来实现。
（二）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愤怒和反刍思维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欺凌存在显著影响。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中学生，愤怒更容易导致他们做出网络欺凌行为；而低反刍思维的学生，愤怒与网络欺凌无关。可能的原因是：高反刍思维的个体在受到欺凌出现愤怒情绪时，往往容易重复地思考这些负性事件，这会缩小注意范围，自控能力下降，这又进一步加强个体对于欺凌这类负性事件的关注。与此同时，如果个体正在使用网络，那么加上网络的匿名性，他们的攻击模式就会被激活，从而对他人实施网络欺凌行为。相反，低反刍思维水平的中学生在网络欺凌行为出现之前，会更加理性地思考这种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不轻易受愤怒情绪左右，进而减少甚至抑制欺凌行为的产生。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中学生，降低他们的愤怒水平对于减少网络欺凌显得尤为重要。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很难检验欺凌与其他变量的双向关系，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运用纵向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本研究仅限于欺凌/受欺凌者，忽略了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旁观者很少在欺凌事件中扮演完全中立的角色，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看到欺凌事件的发生，他们也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对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角色进行研究，多角度揭示校园欺凌的特点、本质，为有效干预欺凌行为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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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中学生 网址: http://tjzx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1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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